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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 18: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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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涝峪暴乱
19 57年5月，关中大地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但善良的人们不知一场暴乱正在秦岭北麓的涝峪内酝酿……
5月17日晨，涝峪暴乱全面爆发。一群暴徒将山口武装封锁，只准人们上山，不准人们下山，严密封锁消息。
暴乱首要分子杨高山带领一股暴徒，在西河与从宁陕江口连夜赶来的魏德贵、马青山等7名暴徒会合。他们开始到处抢夺枪支，先劫夺了周至县永安乡副乡长候明孝的步枪1支，又在东岳庙抢走民兵杨忠孝、夏金胜等人的步枪7支、子弹65发。暴乱骨干分子夏文周将乡干部罗佑民诱到东岳庙学校，杨高山和暴徒马庆山将他和农业社会计宁守仁捆绑后进行拷打。
暴乱骨干分子王德录，率王彦明、傅新杰等另一伙暴徒，直扑殷家坡。这伙暴徒冲进周至县永安乡乡政府，将乡支书畅寿春、副支书吕征、文书商中洛、团支书吕隆麦、社会计叶正志等绳捆索绑。这些干部十分麻痹，还以为有人和他们开玩笑，等到暴徒们大肆抢劫、行凶，他们才如梦初醒。暴徒们抢去七九步枪两支，子弹200余发，烧毁了乡政府牌子，砍倒电杆，割断电线，带走电话机和乡政府扫盲委员会印章，又鼓啸呐喊，扑向吊子坡。抢去群众谢德福、谢志明、谢丙贤土枪3支。
暴乱骨干分子苗永华带领另一股暴徒，直奔甘峪野猪坪下，抢走永久农业社干部朱发步枪1支，子弹40发。其时永安乡乡长张少谋正在坪上召开社员会，暴徒们赶到会场，将会议冲散。苗永华穷凶极恶，一枪将乡长张少谋打倒在地，子弹穿过前胸，血流不止。暴徒还要将其捆绑，幸群众周旋未绑。暴徒又追问共产党员、社主任唐昌礼下落（群众已趁乱之时，掩护唐脱离了险地）。暴徒们对群众进行了鼓动宣传，要群众拉牛退社。随后这伙暴徒带走社员王少有、张凤林等，赶至三道河。乡长张少谋在群众掩护下，悄抬下山、经政府紧急送西安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另一股暴徒龙正启、王登明等将社干部杨焕才等两支步枪抢去。又去梨园坪抢乡文书郑坤之、社主任贺万举的枪，因人不在未遂。计暴徒们共抢夺永安、涝峪两乡民兵枪15支，土枪6支，子弹630余发。
下午，众暴徒齐聚三道河，由暴乱首领张春有、杨高山点名，每人带上写有“中国人义救命军”的白布符号，定口令为“成功”。张春有对被裹胁在此的200多名群众进行训话，大肆进行煽动：
我们因为生活困难，没粮吃，不要农民东西，只要公家的东西。我们主张坚决推翻这个社会，各人庄稼各人收，各人牲口各人拉，取消合作化。
他早谣说：
朱总司令已枪毙3个多月，林彪起义，已被改编为“中国人义救命军”，……赵寿山看到人民生活太苦，现在也开始招兵了。安徽、山东、河南都反了，山外兴平、武功、眉县、周至都成了咱们的了。南边有6万大军要出山……。
他还挑拨群众和政府的关系，说：
初解放共产党讲的是甜话，给吸的是香烟，现在甜话不讲了，香烟不给吸了，共同纲领取消了，出来许多法律，人人都得遵守，实行土地改革叫民与民斗争，好人变成了坏人，从来不说话的人现在都说话了。
张春有蛊惑群众说：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粮食运给苏联，我们的中国人受的苦大，吃的不好，过去大家吃的点的都是清油，现在点的是煤油，人倒吃不上清油了。……土改把地分给农民，现在实行高级合作化，把土地又变成了公家的。
他大肆诬蔑说：
社会主义好，点灯不用油是没油点，耕地不用牛是牛死光了，只得用人拉犁。
张匪煽动群众说：
不给农业社做活，……今年的庄稼要单打单收，……谁家地，谁家收。
在张春有对群众训话时，暴乱骨干分子王得录又赶往永安乡政府，见其所绑干部已被群众解开，又逼令重新绑住，并说：“不要叫乡上人跑了，若乡上人跑了，把殷家坡人家都剿了！”并蛊惑群众说：“今年的麦子各收各的，牲口各拉各的……”等，要求群众将牲口拉回家中，瓦解农业合作社。
张春有训完话后，带领暴徒们直扑涝峪乡政府（属户县管辖，地处涝峪内纸房），见已无1人，便砸了乡政府的牌子。又一哄赶到檀庙，砸开水文站大门，此时站内只有测量工人杨启敏1人，众暴徒对其威胁宣传，在站内乱抢乱砸。张春有割断电线，杨高山用枪打破玻璃仪器柜，抢走仪表1只，马蹄钟1座，雨衣两件，破坏了水平议、天平等贵重仪器。在捣毁了水文站以后，众暴徒继向涝峪口蠢动。
众暴徒到达山口楼楼子村后，砸破供销社分销店门窗，一哄而入，大肆抢掠，抢去毛巾、球鞋、手电筒、中华烟、饼干、烧酒等大量物资。此时，天色已晚，众暴徒见山下灯火通明，似早有防备，未敢向山下窜犯。张春有命暴徒龙正启、刘春山到眉县和暴徒张涛联络，然后率众并裹胁部分群众沿山边向甘峪窜去。被绑的干部在群众掩护下，乘乱脱离了险境。
当年这场暴乱和农业合作化有相当大的关系，从暴徒们宣扬的“取消合作化”等口号就可看出端倪。
这次暴乱的头头名叫张春有，当年只有26岁，原是山阳县娘娘庙乡兰字山村人，从小给国民党军官岳某当勤务兵，后随岳某落籍周至县青羊乡楼楼上这个小山村。张春有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期，就利用烧香拜把的手段，先后纠结杨高山（武功县人，案发时38岁）、张明轩（河南省泗水县即今荥阳市东村人，解放后住户县东关35号，时年27岁）、王志长（原籍商县，解放后住户县城南木家庄，时年27岁）、温永才（周至县永安乡黑龙沟人，案发时年33岁）、夏文周（周至县永安乡黑龙沟人，时年26岁）等人，拉拢一部分对合作化不满的人，经常聚会，议论、攻击当时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张春有等人先后刻制了“王成军”、“王九龙”章子两颗（实际并无其人），假称是军长和司令员，以增加其号召力。他们多次密会，研究行动部署，加紧发展组织。张春有指示其骨干分子说：“发展一排人为排长，发展一连人当连长，发展一营人就当营长。”于是暴乱骨干分子纷纷出动串联，策反活动涉及周至县永安乡的全部和青阳乡的4个村（楼楼上、付村窑、曹村、八什村），户县涝峪乡的全部和连接涝峪乡、天桥乡、九华乡的4个村庄（上涧子、刘家庄、土门子、对角山）与城关木家庄、县东关，以及眉县、武功、宁陕等地。
暴乱首领张春有一人就发展暴乱分子25人，后成为暴乱骨干分子的有：
阮思明，周至县永安乡黑龙沟人，案发时23岁；
魏德贵，镇安县毛坪人，后住宁陕县江口，回族，案发时27岁；
苗永华，原籍安徽涡阳县人，案发时37岁；
伍发庆，原籍兴平马嵬坡，解放后住楼楼上，年39岁；
张会录，原籍四川万源县，解放后住涝峪桃园子，时年36岁；
张春有在蓝田县发展了朱安魁等人入伙。
首要分子杨高山一人就发展暴乱分子30多人，还在眉县发展了暴徒张涛，在武功发展了暴徒崔占文等。并指定张、崔为眉县武功的负责人。
骨干分子李忠富在八里坪至沙窝一带发展13人，中有妇女2人。
暴徒张涛又在眉县发展4人，暴徒魏德贵也在宁陕发展7人。暴乱骨干分子苗永华又网罗原籍安徽的杨景友等10人入伙，并指示杨景友、陈德全到安徽发展。
暴徒们利用群众对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不满情绪，大肆进行煽动蛊惑，使一些社员群众甚至共产党员、干部也参加了暴乱组织，这个时期，暴徒们的活动在西河、殷家坡等核心地区已成公开的秘密，连一些妇女都知道世事要变了。
5月中旬，张春有、杨高山、张明轩、伍发庆、阮思明等暴乱骨干分子多次在户县城南木家庄王志长家等处开会，决定正式成立所谓的“中国人义政府”和军事组织“中国人义救命军”，确定了军旗。以虚拟的“王成军”为军长，张春有为团长，杨高山、王志长为营长，以王志长家为活动据点——团部，王志长还提供100元作活动经费。
这些不知死活的暴乱分子，在王志长家用白布制作了“中国人义救命军”符号170多张，并写了成立“中国人义政府”文告两张，加盖了由张明轩用肥皂刻制的印鉴，制定了行动计划：分工抢夺当地民兵及乡人民委员会的枪支、弹药，抢劫845厂、电厂，继到县公安局抢夺枪支和抢劫银行，再与眉县、周至、武功等地暴徒会合，然后进太白山打游击。暴乱骨干分子分头进行串联组织，终于在17日发动了暴乱。
19 7年5月16日晨，县委根据县公安局的报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投入了破案防御工作。省公安厅也派出了公安一处处长艾温约、侦察科长张仲安到达户县，协助侦察工作。同日，“敌情人员”和群众分别反映：暴乱骨干分子今晚在木家庄王志长家开会，会后即举行暴乱。县公安局干警在当晚赶至王志长家中，会议已散，只逮捕了暴乱骨干分子王志长。经突击审讯，王志长供出了众暴徒开会准备暴乱的情况。
17日，经县公安局侦察科科长郭润祥侦察，得知众暴徒在涝峪内已发动大规模暴乱，扬言要到县城和机场夺取武器及到工区进行破坏，县委立即向省委汇报，并通知机场、厂区及有关单位，做好防范保卫工作。下午，县公安局局长郭建威带领全副武装的20多名公安干警上山清剿，在土门得知众暴徒已转往甘峪，即连夜尾随追击。
众暴徒窜入甘峪后，一些被裹胁群众即乘夜色悄悄脱离。暴徒们到达火坡梁后，张春有清点人数时只剩下36人。他将这些人进行了整编，共编为4个班。
18日下午3时，公安干警搜索追至甘峪内的火坡，发现暴徒们正在吃饭，立即投入攻击，为免误伤群众，向空射击。暴乱首领张春有仓惶组织还击，但这伙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丢弃枪支、电话机和其它物品，仓皇翻山越岭向深山拼命逃去。当天下午，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景贤和省厅艾处长奔赴山口土门子，组织民兵逮捕了潜藏在楼楼子，未随众暴徒前往甘峪的暴徒两名。
涝峪暴乱引起陕西省委、省人委极大重视。5月19日，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省长紧急会议，决定派军警和有关领导干部，前往事发地点帮助剿灭暴乱。
20日，陕西省委秘书长严克伦、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李启明亲临户县，迅即成立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步林、省军区警卫团团长姚廷珍（户县大王东村人）及两县负责同志组成的剿匪领导小组。高步林副厅长坐阵指挥。姚廷珍团长率领省公安部队、民警两个排、军区74团1个连、安康民警两个连，以及县机场警卫连、县兵役局武装及省、县民警共240人，前往出事地点，时值连日阴雨，部队冒雨分南北几路进入涝峪清剿。宁陕、眉县、周至、长安、兴平、武功等县公安部门也加强了防范工作，清查缉捕暴徒。
同时，户县以张鸿儒县长为首，周至县以张敬文县长为首，各率30余人的工作团深入山区，开展宣传，访贫问苦，发放救济款，安定群众情绪。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暴乱分子投案自首，群众情绪逐渐安定，一些参加暴乱的人开始向区、乡政府坦白自首。
众暴徒在部队追击下，结伙向深山逃窜，雨淋肚饿，狼狈不堪。有的暴徒仍在七母坪、 辘辘坪等地写下“消灭限制政策，取掉人民苦恼”、“反对合作化”等标语。暴徒们在窜逃中，抢走沙窝民兵枪2支。流窜于小山岔、大山岔、沙窝子、西流水、东岳庙、八里坪、吊子坡、大河坝一带。
在部队强有力的追击下，暴乱骨干分子苗永华、王得录等被捕获。同天还捕获暴乱骨干分子张明轩，由于不了解其真实身份，经过教育释放，逃出山外。暴乱首要分子杨高山将枪和子弹藏于树丛中，从甘峪偷逃出山，在兴平落网。
21日，部队加强了户县和周、宁、长等县有关地区的便衣武装侦察活动，分头捕获暴乱分子，同时加强了沣峪、耿峪、宁陕等地出山口的盘查，严防暴徒逃出山外。在追剿中先后捕获零散暴徒张生财、肖明堂、田定荣、齐维彦、候国保、伍发庆、张凤林、浩云祥、王万宏等人。
暴徒们继续逃窜，但土气低落，气焰全无，在吴家老坝烧毁文件、毁灭证据。暴徒首领张春有硬着头皮给众暴徒打气，说什么：“坚决不散，‘革命’到底，打死1个够本，打死两个赚1个。”并威胁说：“谁要中途掉队，连家剿。”自己却暗暗盘算脱身之计，他私下给暴乱骨干分子魏德贵等人说，他要出山去武功、眉县搬兵，约定3天之后在东岳庙会合。此后，张春有离队逃走。其余暴徒由张会录、魏德贵带领，向河西逃窜。在途中，暴徒姚登玉偷偷离开，翻山越岭经大小山岔逃往眉县，后在眉县落网。
22日，暴乱分子残部由观音梁上到西河山岭，再到巴岩窝、西木坪，向南窜逃，已不到15人。
此时，不少参加暴乱的人如周赞文、周扬生、王彦明、明昌义、王登明及眉县张涛、武功崔占文等纷纷自首，周至县永安乡殷家坡永兴农业社参加暴乱者29人，已有15人自首，并交出了5支枪和所抢合作社的一部分物资，涝峪乡纸房农业社参加暴乱者共11人，已有10人自首。
25日，部队继续追剿，魏德贵等暴徒逃至西河桃园，为垂死挣扎，派暴乱骨干分子李忠富去周至县店镇找暴徒龙正启，叫龙把张春有、杨高山找到，上山共同研究对策。李忠富行至周至县九彦乡被捕获。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派74团付团长肖兴旺率部携电台一部在涝峪沙窝建立指挥所，统一指挥。以武工队形式组织侦剿。小股暴徒已成惊弓之鸟，白天躲在稍林里，以漆树叶、野葱充饥，垂头丧气，终日不发一语。当日暴乱骨干分子陈发玉实在受不了连日疲于奔命、饥饿的煎熬，自动走出山林，在东岳庙向部队投降，交出步枪两支，子弹多发。并且引导部队在山林深处扑获暴徒夏文周，阮思明、高文德3人。
27日，暴乱骨干分子张会录由漆木坪携枪向部队投降。暴乱骨干分子魏德贵带领宁陕江河回民马青山、马建斌、吴希贤等7人继续在山林中窜逃，他不断给这些人打气，说：“等归了大队就好了”。在逃跑中他们商议化装成背枋的人，东出沣峪逃走。
29日，部队作了进一步部署，沣峪口一带由长安县公安局局长带15名民警，配合当地民兵阻击与搜扑残余暴徒；军区部队住秦岭梁的两个班，由一个班留驻继续搜索，另一班经黄土梁与宁陕部队分两路成钳形，向沙岩窝搜索，合击逃窜暴徒；驻八里坪的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一组向沙岩窝进剿，一组向沣峪口搜进，残余暴徒已成插翅难飞之势。同日，逃过秦岭梁的7名暴徒陆续被扑获。
6月14日，暴徒刘春山在逃出山外赴眉县途中被捕。
6月26日，暴乱骨干分子张明轩在5月19日被释放后，逃出山外，被再次擒获。
6月28日，暴徒龙正启自5月17日经险路偷逃出山，潜窜于宝鸡、凤翔一带，终被捕获。
7月29日，暴乱首领张春有自5月19日从里兰沟乔装打扮潜逃山外后，先到兴平，又到武功，后窜至西安、咸阳等地，逃回老家山阳县，随即被公安干警抓获。
8月3日，最后一名暴乱骨干分子温永才落网。温在部队追击时和暴徒赵兴发藏在蔡家沟山梁上，后失散。7月21日逃到七母沟，在汪正清家潜藏，竟然又发展汪正清入了伙。还指示汪到县城再次刻制“王城军”图章，企图伺机卷土重来，被刻章工人袁述怀疑，寻机报告公安机关，将汪拘捕，供出温的藏身之地，自以为潜藏甚密的温永才束手被擒14。
据统计，涝峪暴乱参与者共168人，其中户县60人，周至县76人，宁陕县12人，眉县8人，武功县2人，柞水1人，西安3人，安康1人，安徽5人。
部队和人民政府对这次参与反革命暴乱的胁从人员、自首人员及罪行较轻、有立功表现的人员，采取了宽大处理，经教育予以释放。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3日和18日两日在户县组成临时审判庭，对其中25名罪犯进行了公开审判，依法宣布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谋者和领导者张春有、杨高山、苗永华、王志长、温永才判处死刑；判处骨干分子张明轩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骨干分子阮思明、夏文周无期徒刑；对王德录、张生财、王登明等14名罪犯分别判处一至二十年徒刑；刘作贤、任庆发等3名罪犯罪恶较轻，分别从轻判处交农业社管制一年或二年。
判决后五名死刑犯均提出了上诉：
张春有以年轻、初犯为由，要求给以从新作人机会；
杨高山以暴乱时不是负责指挥者及没有持枪顽抗要求从轻判处；
苗永华以自己是被迫加入反革命组织、枪伤乡长张少谋是枪不慎走火所致，并非有意枪杀而要求免除死刑；
王志长以年轻无知，供给张春有100元是强借，被捕后又检举张春有、杨高山、苗永华、张明轩、龙正启，有立功表现而要求免除死刑；
温永才以没有劝导汪正清加入“中国人义救命军”，而是汪要求加入的，及去涝峪乡和永安乡西河等地抢夺枪支是阮思明威胁去的，并以未参加抢劫楼楼上供销合作社及捣毁涝峪乡、檀庙水文站等理由要求免除死刑。
与此同时，西安市检察院以原判较轻为由，对夏文周、王得录、肖明堂、周赞文、汪正清、张惠录、王彦明、周羊山、古锡才、王登明共10人提起抗诉（当时叫抗议）。
10月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此进行了审理，11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张春有、杨高山、苗永华三人上诉，维持原死刑判决。改判王志长、温永才、夏文州死刑，缓期2年执行，改判张明轩、王得录无期徒刑，改判肖明堂等8人5——20年有期徒刑。
1957年1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户县县城西桥下召开了公判大会，周至和户县的两万多群众参加了大会。宣判后，张春有、杨高山、苗永华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15。
至此，发生在涝峪的暴乱完全平息。周至县和户县的人民委员会组织工作组分别进入山区，挨门逐户访问，了解群众疾苦，征求对政府和干部的意见，具体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对缺钱、缺粮和被暴徒们骚扰的群众进行救济。安定情绪，恢复生产。并利用大小集会，主动向群众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大力揭露敌人的罪恶，提高群众觉悟，使生产生活很快趋于正常。通过这次事件，两县均感到涝峪内由两县管辖，犬牙交错，十分不便，报经省政府决定，从1958年1月起周至县的甘河，祖庵、青阳、永安4乡划归户县管辖。
为加强户县县委的工作，防止死灰复燃，省委决定派省公安厅副厅长邓国忠兼任中共户县县委第一书记。
此后，涝峪内工作得到加强，户县人民委员会增加了山区工作干部，大量培养和提拔当地的积极分子，发展和整顿党、团组织，密切干群关系，农林、水利、商业、卫生、文教等部门也先后在山区设立了据点，尽可能便利山区人民。公安部门还在涝峪设立了公安派出所，使山区的治安保卫工作做到经常化，人民生活，生产安全有了保障。交通部门开始整修山区道路，逐步便利了交通。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但造成这次暴乱重要原因——农业合作化的过急过快过粗，形式过于单一、不适合山区特点、山区人们生活比较困难等问题，却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一年以后，涝峪内也随着大规模地公社化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
涝峪内为什么能发生这样一场暴乱？在当时就有一定的分析与总结。如说该地“山大林深，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归属不一”地理条件的特殊，再加对山区工作的放松，恰恰便利了暴乱分子的活动；从公安工作的角度来看，一贯道活动猖獗，过去对山区公安工作布置一般化，检查也很少。给暴乱分子留下了活动的空隙。群众思想茫然，易受愚弄和煽惑。这些都客观地使涝峪成了暴乱活动扎根、串联的温床，形成了暴乱的“气候”；暴乱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也反映了干部思想十分麻痹，领导山区的区乡干部也并没有真正伸进去。削弱了山区工作；一些干部素质低下，作风不好，对群众批评多，说服教育少，而且方式粗暴，动辄“收拾”一通，臭骂一顿，甚至出拳打人等等。
涝峪以河为界，分属周至、户县管辖。南北长百余华里，东西宽处也有四、五十华里。人口居住分散。周至县永安乡在涝河西岸，辖涝河支流的西河及涝峪以西的甘峪，有农户312户，1213人；涝峪川底大部属于户县涝峪乡管辖，有农户342户，1343人。两乡共有农户654户，2556人。1956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周至县在涝峪内建起了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它们分别是：甘峪内的“永久高级农业合作社”；涝峪内由北向南的：“永兴高级农业合作社”；“永联高级农业合作社”；“永明高级农业合作社”。这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南北长达100多里，山大林深，交通十分困难，从涝峪口到西河约90多里，必须徒涉涝河约百次，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生活极端贫困，“永明高级农业合作社”有106户，395人，缺粮的即达46户，198人，缺粮5470斤。户县在涝峪内也建有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从北向南，分别是：“教场高级农业合作社”，南北长达20余里；“纸房高级农业合作社”，南北长15里多；“沙窝高级农业合作社”，东西或南北均达30余里；“八里坪高级农业合作社”，南北长15里，东西却达45里。正是由于农业合作化时的过急、过快，不顾山区特点，做法僵化教条，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群众生活极端贫困，以条件较好的“纸房高级农业合作社”为例，这个社共有80户，294人。从1956年的收入和分配情况看，全体社员生活困难，大部分人家都缺吃的，一天吃的稀包谷饭，有时一天连包谷也吃不上，多吃野菜为生。还有部分社员在日常生活用品上更谈不到，特别是有的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一块被子盖，若到冬季全靠烤火、睡火炕过活。大部分社员均欠社内的帐债及信用社的贷款，群众生活极苦，全社缺粮户达33户，缺粮达23848斤。这就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正好利用了群众的这种对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反感思想情绪，提出口号是“单打单收”、“解散合作社”，“打倒共产党，可以自由搞副业”，“跟上人义救命军粮食能够吃足，布匹可以不限量”，正好吻合了群众的思想，因而当暴乱首领张春有在向群众进行蛊惑宣传时，有些人眉开眼笑，有的还发出喊声，表示拥护，一些群众经不住煽惑胁裹，糊里糊塗参加了暴乱。仅“纸房高级农业合作社”就有11人参加了暴乱涝峪暴乱16。
这次暴乱并无国际或国内其他政治背景，系自发而起。据统计，这次暴乱中，参加暴乱的就有党员5名、团员3名。西河党员尹书智把自己的枪交给了敌人并参加了暴乱；团支部书记、信用社主任、预备党员周赞文还将信用社刚从银行取回来的400余元中，提出了100元交给了暴乱首领张春有作为活动经费，周本人也积极发展组织，成为该案骨干。永兴社参加暴乱的就有民兵正付队长、生产队长、社管委员、会计、出纳等12名基层干部。暴徒十分可恨，理应受到惩罚，但这次暴乱却有一些我们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参加，不能不引起我们沉重的反思17。
户县早在发生涝峪反革命暴乱前的1957年3月份，就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几名无知青年秘密组成了一个非法组织，起名为《中华民族反共救国军》，被公安部门及时侦破，人犯全部捕获。
与涝峪暴乱中的“中国人义救命军”同出一辙的是，他们在发展成员或宣传时，都以当时的农业合作化为攻击对象，以反对农业合作化为号召，如他们宣传说：“农业社糟得很！”“农业社不好！农业社一天不如一天”，“你看世事成了啥样，党七、八年的各项政策群众不拥护。统购统销不好，合作化不好！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拉牛退社”。他们造谣煽动说：“青年人不要随大势走，组织参加的人很多，县上各机关都有”，“组织有二、三百人，咱这是全国性的，已有几千人了，有枪，县上各机关领导人中都有咱内部人”等等。
1958年1月31日，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3名主犯死刑、死缓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其他几名案犯，分别判处5——15年徒刑。其中一名死刑犯不服，提起上诉，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8。
这个案件的人犯都有正式工作，都是年轻人，而且都出身于贫农家庭，并非地主、富农家庭，没有外来教唆，没有政治背景，正是出于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使他们走上了共同犯罪的道路。
对反革命罪犯依法严惩无疑是正确的，但产生这一案件的社会背景——农业高级合作化所带来负面效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加以及时考究和总结，反而将农业合作坚持向高级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过急、过快，不看条件、地点，搞“一刀切”的教训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9-1-22 19:0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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