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三种可能前景 盛世危言还是警世通言

蒲实

2010年中国三种可能前景 盛世危言还是警世通言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届时是否能承受危机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平民眼中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危机如何防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丁元竹的报告指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 　　他们认为，人们对当前社会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位接受课题组调查的专家说。 　　丁元竹的课题组对防范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调整宏观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宏观政策应该是：避免增长过速造成金融系统动荡。第二，完善法制，保证改革公正性，建立社会安全网。第三、转变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专家张成福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坚持“加快改革、深化开放”。他具体分析说，腐败问题也许是目前最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加剧社会紧张的因素，但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反腐力度。社会不公正、能源资源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等新概念。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凸现的一系列政府决策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民耕地问题，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中国有9亿多农民，其中5亿在农村干活，这就是中国农村就业的基本状态。”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楯对本报记者说。与此相反，张成福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则表现得非常乐观，他预测这将是2010年之前有望解决的一个社会危机，“我个人甚至预测届时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缺乏熟练劳动力了。所以在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可能导致一些职业没有人愿意介入。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供应有可能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专家相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未来几年最难以预料的危机因素，也是唯一可能引起传统社会动乱的因素。“战争最难以预料，对社会的伤害也最大。”张成福说。 　　对于台湾问题，课题组组长丁元竹的看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一部分接受报告调查的专家认为，国家有必要设立“国家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负责突发性事件管理的组织。这个部门要能协调各个部门、地区和组织的能力，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据张成福透露，去年SARS之后，他就联合一批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类似建议，并且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由他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方案将于近期出炉。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仪报道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 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 á（图-2，请点击“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四、对主要因素的趋势分析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 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五、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得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产生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蒲实

2010年中国三种可能前景 盛世危言还是警世通言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届时是否能承受危机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平民眼中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危机如何防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丁元竹的报告指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 　　他们认为，人们对当前社会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位接受课题组调查的专家说。 　　丁元竹的课题组对防范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调整宏观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宏观政策应该是：避免增长过速造成金融系统动荡。第二，完善法制，保证改革公正性，建立社会安全网。第三、转变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专家张成福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坚持“加快改革、深化开放”。他具体分析说，腐败问题也许是目前最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加剧社会紧张的因素，但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反腐力度。社会不公正、能源资源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等新概念。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凸现的一系列政府决策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民耕地问题，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中国有9亿多农民，其中5亿在农村干活，这就是中国农村就业的基本状态。”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楯对本报记者说。与此相反，张成福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则表现得非常乐观，他预测这将是2010年之前有望解决的一个社会危机，“我个人甚至预测届时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缺乏熟练劳动力了。所以在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可能导致一些职业没有人愿意介入。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供应有可能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专家相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未来几年最难以预料的危机因素，也是唯一可能引起传统社会动乱的因素。“战争最难以预料，对社会的伤害也最大。”张成福说。 　　对于台湾问题，课题组组长丁元竹的看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一部分接受报告调查的专家认为，国家有必要设立“国家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负责突发性事件管理的组织。这个部门要能协调各个部门、地区和组织的能力，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据张成福透露，去年SARS之后，他就联合一批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类似建议，并且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由他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方案将于近期出炉。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仪报道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 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 á（图-2，请点击“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四、对主要因素的趋势分析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 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五、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得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产生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张珂198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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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者8865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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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实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届时是否能承受危机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平民眼中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危机如何防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丁元竹的报告指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

　　他们认为，人们对当前社会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位接受课题组调查的专家说。

　　丁元竹的课题组对防范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调整宏观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宏观政策应该是：避免增长过速造成金融系统动荡。第二，完善法制，保证改革公正性，建立社会安全网。第三、转变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专家张成福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坚持“加快改革、深化开放”。他具体分析说，腐败问题也许是目前最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加剧社会紧张的因素，但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反腐力度。社会不公正、能源资源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等新概念。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凸现的一系列政府决策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民耕地问题，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中国有9亿多农民，其中5亿在农村干活，这就是中国农村就业的基本状态。”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楯对本报记者说。与此相反，张成福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则表现得非常乐观，他预测这将是2010年之前有望解决的一个社会危机，“我个人甚至预测届时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缺乏熟练劳动力了。所以在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可能导致一些职业没有人愿意介入。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供应有可能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专家相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未来几年最难以预料的危机因素，也是唯一可能引起传统社会动乱的因素。“战争最难以预料，对社会的伤害也最大。”张成福说。

　　对于台湾问题，课题组组长丁元竹的看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一部分接受报告调查的专家认为，国家有必要设立“国家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负责突发性事件管理的组织。这个部门要能协调各个部门、地区和组织的能力，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据张成福透露，去年SARS之后，他就联合一批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类似建议，并且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由他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方案将于近期出炉。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仪报道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蒲实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

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 á（图-2，请点击“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蒲实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届时是否能承受危机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平民眼中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危机如何防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丁元竹的报告指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 　　他们认为，人们对当前社会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位接受课题组调查的专家说。 　　丁元竹的课题组对防范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调整宏观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宏观政策应该是：避免增长过速造成金融系统动荡。第二，完善法制，保证改革公正性，建立社会安全网。第三、转变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专家张成福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坚持“加快改革、深化开放”。他具体分析说，腐败问题也许是目前最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加剧社会紧张的因素，但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反腐力度。社会不公正、能源资源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等新概念。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凸现的一系列政府决策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民耕地问题，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中国有9亿多农民，其中5亿在农村干活，这就是中国农村就业的基本状态。”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楯对本报记者说。与此相反，张成福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则表现得非常乐观，他预测这将是2010年之前有望解决的一个社会危机，“我个人甚至预测届时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缺乏熟练劳动力了。所以在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可能导致一些职业没有人愿意介入。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供应有可能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专家相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未来几年最难以预料的危机因素，也是唯一可能引起传统社会动乱的因素。“战争最难以预料，对社会的伤害也最大。”张成福说。 　　对于台湾问题，课题组组长丁元竹的看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一部分接受报告调查的专家认为，国家有必要设立“国家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负责突发性事件管理的组织。这个部门要能协调各个部门、地区和组织的能力，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据张成福透露，去年SARS之后，他就联合一批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类似建议，并且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由他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方案将于近期出炉。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仪报道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 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 á（图-2，请点击“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四、对主要因素的趋势分析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 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五、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得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产生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蒲实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四、对主要因素的趋势分析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
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蒲实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届时是否能承受危机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平民眼中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危机如何防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丁元竹的报告指出，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 　　他们认为，人们对当前社会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位接受课题组调查的专家说。 　　丁元竹的课题组对防范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调整宏观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宏观政策应该是：避免增长过速造成金融系统动荡。第二，完善法制，保证改革公正性，建立社会安全网。第三、转变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专家张成福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坚持“加快改革、深化开放”。他具体分析说，腐败问题也许是目前最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加剧社会紧张的因素，但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反腐力度。社会不公正、能源资源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等新概念。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凸现的一系列政府决策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民耕地问题，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中国有9亿多农民，其中5亿在农村干活，这就是中国农村就业的基本状态。”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楯对本报记者说。与此相反，张成福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则表现得非常乐观，他预测这将是2010年之前有望解决的一个社会危机，“我个人甚至预测届时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缺乏熟练劳动力了。所以在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可能导致一些职业没有人愿意介入。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供应有可能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专家相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未来几年最难以预料的危机因素，也是唯一可能引起传统社会动乱的因素。“战争最难以预料，对社会的伤害也最大。”张成福说。 　　对于台湾问题，课题组组长丁元竹的看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一部分接受报告调查的专家认为，国家有必要设立“国家紧急事件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负责突发性事件管理的组织。这个部门要能协调各个部门、地区和组织的能力，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据张成福透露，去年SARS之后，他就联合一批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类似建议，并且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由他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方案将于近期出炉。 “盛世危言”出台前后之：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仪报道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 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冲突，“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 á（图-2，请点击“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3)：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请点击图表：“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排序”。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4)：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图表：“可能性次高的危机”。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图-5)：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图-6)。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三、主要风险的严重程度分析 　　(一)、各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编码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题是：“下面我们将各界讨论中国201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或风险因素列表”，请您对其冲击程度给与判断”。 　　这个问卷问题为一个5*12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应该将该表格分解为5*12个变量进行0、1编码。但课题组在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编码方式：为“严重”、“较严重”、“一般”、“较不严重”、“不严重”这五个类别依次赋值为“1”、“2”、“3”、“4”、“5”，即是说，将原序次变量转化为连续变量，分值越低则严重性程度越高。这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如果严格按照问卷中的操作化定义，即“关于冲击程度，严重是指造成GDP增长速度减慢2个百分点以上，较严重为1.9-1.5个百分点，一般为1.4-1.0百分点，较不严重为0.9-0.5个百分点，不严重为0.4个百分点以下”，则可以看出，从“严重”到“不严重”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其转化为一定的数值进行计算。 　　2、鉴于现有统计工具没有相应功能,同时限于时间和人力的有限,不便进行0、1编码数据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下：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金融风险 贫富差距 生态环境 台湾问题 社会秩序 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 全球化和外贸 周边安全 人事更迭 可以看出，各种风险因素的离散程度比较接近，即是说，从样本总体上讲，调查对象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态度的离散程度是比较接近的。其中，“台湾问题”、“人事更迭”的离散程度最大，即引起的争议相对最大，而“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的离散程度最小，即对其的态度相对比较集中。从均值上看，“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人事更迭”、“周边安全”等风险因素的严重性程度相对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可以进行“专家类别 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评分”的方差分析，以检验二者的相关程度。但因为EXCEL2000没有相应的功能，所以这里仅列出了不同专家的态度均值和该类专家的态度样本标准差，由此可以简单了解不同专家的态度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课题组认为，专家的专业身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态度，但这个假设还需要用F检验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二)、其他危机因素 　　为了能够了解专家对于未来的全面看法和为了不限制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课题组在与专家合作的过程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让专家自己回答他们认为在中国2010年前可能出现的问题，下列危机是他们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因素。课题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进行修改，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以求尽量展现出专家们的原本观点 　　课题组认为，根据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治理问题(包括腐败等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危机问题。此外，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四、对主要因素的趋势分析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 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 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五、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得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产生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蒲实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人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肖木扬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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